魏書生談育人民主化培養自我教育能力
來源：weishusheng.org 作者：魏書生 點擊：3775次 日期：2013-10-17關鍵詞：魏書生
一、教書必須育人
外省市教師經常到我們學校聽課、指導，他們和學生相處，時間長的有的半個月，有的一個月，還有的兩個月，最長的，聽課四個月。
凡是和學生相處時間長的外地教師都發現，我真正用于教書的時間太短了。1991年九、十月間，吉林柳河的老師在我校一個月時間內，我卻外出開會20天。有的老師替我計算說：“你每年要有十分之三的時間開各種會議，十分之三的時間接待外地客人，寫各種稿件、材料，處理信件。十分之二的時間處理學校工作，十分之二的時間用于學生。而在十分之二的用于學生的時間中，你有一多半時間是用于班級管理和學生思想教育的，計算起來，你用于兩個班136名學生的語文教學時間，真還不到你全部工作時間的十分之一。”
這樣機械地劃分時間比例，雖然不盡符合事實，但確實說明我用于語文教學的時間太少了。
許多青年教師都對我說：“魏老師，我們真想像您那樣教語文。”我問：“為什么?”他們說：“您教得多輕松啊!不留作業，也不批改作業。不考試，也就不用刻題，印試卷，不印復習提綱，還不用評卷，再加上不批改作文，這些都是我們很累的工作，您都不做。我們如果也能這樣，當然好了！”
更有許多教師問：“你是靠什么辦法，使各類學生都能積極、主動地學習的?”“我們看到你的學生每天都自覺寫作業，寫日記，他們互相出考試題、互相評卷的時候，都非常認真仔細。你用什么辦法使他們學習這樣自覺呢?”
我回答只有兩個字：“育人。”
我當初從工廠費盡千辛萬苦，拋棄人們羨慕的工作來到學校，根本原因就是想多培育一些正直、善良、勤勞、無私，愿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實事的人。
我1978年當上教師，1979年就在營口地區語文教研會和思想政治教育會議上，分別就自己教書育人的做法和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的做法，向大會做了匯報。
當教師三年多時間，我的文章《培養學生自學能力》1981年便在全國中語會上交流。這以后，寫文章、作報告逐漸多了起來。
對我的文章、報告，人們褒貶不一。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當面教誨、贈書、撰文并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給我以鼓舞；原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同志不僅囑咐我繼續鉆研育人之道，而且親自賦詩、作文，給我以充分的肯定；時任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的張健教授風塵仆仆，親臨我校訪問學生、教師、家長，長時間座談后，發表長篇講話，以后又親自撰文，充分肯定我教書育人的經驗。
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鐵映同志，兩次見面都勉勵我在教書育人方面探索出新途徑，以后還讓省教委的領導告訴我要進行系統的總結。時任國家教委的副主任何東昌、柳斌、王明達親臨我校視察，做了多方面具體指導。指導得最多的，還是讓我在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下工夫。現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濟親臨盤錦的幼兒園、小學、中學視察指導，對我們的教育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省、市領導對我的鼓勵、指導更是難以盡數了。他們都談到：教書育人是一個大題目，要深入實踐，繼續總結。
當然，我也聽別人向我轉述過某位專家的意見：“魏書生教書實際沒什么新東西，沒什么經驗，他只不過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一套辦法，比別人多下了點工夫!”
顯然，專家、領導鼓勵我，主要不在于我是經師，而在于我是人師，在于我始終注重教書育人。
有的專家承認，我育人下了工夫，我覺得很受鼓舞。至于我語文教學方法是不是新東西，無關緊要。我總想，抓住了育人這一關鍵，再去教語文，新辦法、舊辦法，土辦法、洋辦法，都能改造成好辦法。
為什么我到學校來?目的是為了育人。為什么我在教書的同時始終注意育人?答案如下：
1.首先是個人心理上的需要
我在人生的路上，遇到過許許多多正直、無私、善良、真誠的好人，和他們在一起，我享受到真正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在他們面前，我覺得名譽、地位、財產都極其平淡。“士為知己者死”，為了這些好人——盡管有的好人并沒有一起共事，但為了共同的事業，我常覺得，獻出自己的一切也心甘情愿。在他們面前，自己常覺心中有一股浩然正氣在升騰。我常想，世界上要盡是這些好人，人生該多么幸福，愉快。可惜，我確實遇到過壞人，和這類人打交道時自己心中那些陰暗自私、邪惡的念頭常常爬出來，盡管讓這些東西爬出來，自己后悔，心里也痛苦，但它們還是爬了出來，似乎不出來便不能以毒攻毒。于是我常想，這個世界都是好人就好了，都是周總理、雷鋒，共產主義就能很快實現了。我知道這是幻想，但我愿為了這個幻想早日實現而努力。
我覺得如果我能為這個世界多教育出一個好人。或者能讓矛盾的人多一點真善美的品質，那就是一種貢獻，一種幸福，也算是不枉此生。如果讓國家少一個壞人，或讓某人的思想少一點假惡丑的成分，同樣也是一種幸福，一種貢獻。產生這種心理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時成年人都不得不月月講，天天講那個階級斗爭的綱，不得不繃緊那根階級斗爭的弦。我感到從成年人教育起太難了，最好的選擇是從孩子們做起，自然最合適的職業是教師了。
這動機，這心理欲望，驅使著我為申請做教師而努力了6年，又驅使著我在教師的崗位上為人心的真善美而努力了30年，我甘愿做這欲望的奴隸，在退休之前還須努力，退休之后，我想為了這欲望努力仍將是我最大的樂趣。
2.是學生切身利益的需要
什么人才能獲得真正的人生幸福?是那些正直、善良、真誠、無私的人，是那些樹立了無產階級人生觀世界觀的人。人如果樹立了這樣的世界觀，那么任何挫折、打擊、不幸，地位、金錢、名譽的喪失都能夠泰然處之，歷九死而不悔，經磨難而無愧，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許多多革命先烈都是這樣獲得了真正人生幸福，獲得了精神解放的人。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心腸很壞，那么不論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不論他有多少財富，不論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還免不了在邪惡的精神牢獄中受煎熬，或恐懼，或煩躁，或悲悲戚戚，或自哀自憐。甚至有的痛不欲生，精神分裂，上吊跳河。
更多的還是我們這樣的普通人，腦子里有雷鋒的人生觀，同時也有某些壞念頭，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沒有雷鋒好，當然也不像壞人那樣壞。兩種人生觀常在我們腦子里打仗，真善美一方戰勝時，我們感受到做人的幸福與自豪；雙方爭執不下時，我們感受到做人的矛盾與艱難；假惡丑一方戰勝，做了壞事時，我們又常感受到自責不安，慚愧與痛苦。
成人如此，學生亦然。顯然學生只有更多一些無產階級人生觀，才能更多一點人生幸福。比較堅定地樹立了勞動階級的人生觀，那他無論將來做什么工作，經受多少磨難，他都能夠正確對待，始終開朗樂觀，問心無愧，幸福坦然。
教師不可能給學生地位、名譽、職業和金錢，但確實可以給學生比這些更寶貴的東西——無產階級人生觀。這才是最符合學生切身利益的財富，這才是學生一輩子都需要的最可寶貴的財產。
3.是人民的需要
我們常聽到家長和社會各行各業的人們評論我們的學生，談到他們的身體，談到他們的學習，但人們談得更多的，還是他們的品德。家長、鄰里、社會各界贊揚喜歡的那些學生首先是品德好的學生。人們不喜歡那些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他人死活的學習尖子。豈止是不喜歡，簡直有點厭惡與痛恨。不僅社會上的人們痛恨、鄙視那類極端自私、損人利己的學習尖子，在同學中他們不也同樣被鄙視、被厭惡嗎?
反過來，也有的學生學習成績并不好，沒能升學，但他當工人以后對別人真心誠意，對工作勤勤懇懇，像雷鋒那樣給別人帶來歡樂，他同樣受到人民的尊重與贊揚。
既然人民群眾都喜歡、贊揚品德好的學生，都愿意和品德好的人為鄰、共事，我們為什么不努力多培育出一些品德好的學生呢?既然人民群眾都厭惡那些損人利己的人，都不愿意和他們比鄰，不愿意和他們在一個單位，我們為什么不盡自己最大的可能，使學校少出一些這樣的學生呢?
4.國家利益的需要
只有愛父母、愛同學的人，才可能愛集體。只有愛集體、愛人民的人，才可能愛國家。如果一個人品德不好，視周圍的人為階級敵人，那他無論怎么高呼愛國口號，也一定是在騙人。
國家有更多的人愛，她才有可能繁榮昌盛，有更多的人為她盡忠出力，她才有更強大的力量保衛更多的人。
一個國家，品德高尚的人越多，人民群眾便越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便越穩定安寧，生產工作效率便越高。設想一下，我們國家各行各業的人如果都能像雷鋒、馬寅初、蔣筑英、王進喜、孟泰那樣，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能顯示出數倍于私有制的優越性。遺憾的是我們具備這樣品德素質的人還不夠多，而且許多好人不得不消耗許多精力，去抵御那些心術不正的人。
反過來，壞人給國家帶來數不清的麻煩：他們千方百計挖國家的墻腳，貪污腐化，敗壞風氣，阻礙生產，破壞改革，國家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各種機構來懲治這些人。有他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便很難發揮出優越性，改革便很難順利進行。
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取得的成績并沒有達到中華民族所應達到的水平，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是我們國民素質低，而國民素質中，全體有愛國心的人都強烈感覺到：最使人憂慮的還是全民族的品德素質。
既然國家需要品德素質高的人才，我們當教師的怎么能不把育人作為分內的大事呢?
5.黨的利益的需要
共產黨沒有任何私利可圖。許多具備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許多置個人利益于不顧，愿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奮斗終生的人，許多愿為國家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志士仁人，深感個人的力量的單薄，于是有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依靠黨的組織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前仆后繼進行了卓絕的斗爭。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的精神永遠鼓舞著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為人人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早日實現而英勇斗爭，而繼續做實實在在的工作。
有的黨員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蛻化變質，有些心術不正、損人利己的人也千方百計鉆進黨內來撈取好處。這些本來是黨的革命對象的人存在于黨內，自然減弱了黨的戰斗力，降低了黨的威信，阻礙了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每一位真正關心黨的人都應為清除這些腐敗分子做出努力。
另一方面，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今天的學生有許多將會成為明天的共產黨員。如果我們培養出更多的公而忘私、真誠善良、實事求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學生，那么我們的黨就能多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黨員教師就是為維護自己組織的利益盡了責任，非黨員教師也是為國家民族利益做了貢獻。
6.語文學科性質的需要
語文是工具學科，既然是工具學科就必然要為某種目的服務。是學習的工具，便為學習服務；是工作的工具，便為工作服務；是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的工具，便為認識自己改造自己服務；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便為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服務。
掌握工具不是目的，利用語文這一工具才是目的。不同的人利用這一工具做著不同的事，來達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學習的工具，有人用讀寫能力讀偉人傳記、先進理論；有人用讀寫能力讀黃色書刊、反動論點。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講話勸人具備真善美的品質，寫文章宣傳周總理、雷鋒的精神，激勵別人為人民為祖國作出貢獻；有人說話慫恿人作惡，寫文章宣傳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引誘人們為了個人私欲不顧別人死活。
顯然只教會學生語文知識不夠，只教會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也不行。沒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術不正，有人認為更可怕。我覺得，至少是同沒文化一樣可怕。
7.提高語文成績的需要
過去我們學校有的語文教師上課，教室里較亂，有的學生睡覺，有的在下面玩東西，他沒辦法了，便去找班主任，班主任找不到便來找我。
“你上不了語文課，為什么找班主任，找校長呢?”
“我本來沒想找校長，只是想請班主任來給學生做做思想工作，幫我維持下紀律。班主任沒找著，教室又沒法上課，實在沒辦法，就到這兒來了。”
我認為，這件事至少說明三個問題：第一，普通中學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升學，認為升學無望的學生，自然覺得無需讀書。第二，教師們都懂得，想讓升學無望的學生也認真讀書，就得做思想工作，增強他們學習的責任感、義務感，提高學習興趣，培養他們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這是育人范疇內的工作。第三，由于是育人范疇內的工作，有的科任教師便以為這不是語文教師的事，而是班主任、教導主任、校長的事。
前兩個問題是所有普通中學教師都感覺到的問題。要讓不愿學習的學生也能忠實于自己，認真學習，就得育人，就得做思想工作。重點中學這個問題為什么不突出?因為經過選拔的學生，都是成績好、基礎好的學生，都有較大的升學希望，雖然他們的學習動機不同，但都有比較強烈的學習動力，如果只就提高語文成績而言，那么不做思想工作也可以。
第三個問題，以為思想工作是班主任、教導主任、校長的事就不對了。我跟那位教師說：“且不說育人是人民、國家、黨賦予我們的任務，咱們從最狹隘的角度，為提高你的語文學科平均分而言，你把育人的責任推給班主任也是不利的。首先，你這么一推，就等于在學生中宣布了自己的無能為力，威信的降低，會使你講知識的效果也隨著降低。其次，你疏遠了和學生的感情。中學生的普遍心理，也和我們成人一樣，不愿意將兩方面的矛盾交第三方去裁決，特別是交給上級去裁決。裁決意味著雙方感情的破裂，協商氣氛的喪失。這種感情的破裂和協商氣氛的喪失是今后很長時間都難以挽回的，它將降低教學效率。第三，你失去了使自己增長能力的機會，把這機會拱手讓給了別人，別人能力增長了，你還在原地踏步，下次怎么辦?將來怎么辦?還去找別人嗎?我們的話談到這，你還讓不讓我替你去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呢?”
他笑了，自己回到課堂想辦法去了。
其實許多教師也悟出了這樣的道理，那些教語文成績高的教師，實際上都很善于做學生的思想工作，都很善于突出育人，即使僅為了提高語文成績，我們也必須育人，育人是語文教師分內的事。
我個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學生切身利益需要我們育人，人民需要我們育人，國家利益需要我們育人，黨的利益需要我們育人，語文學科性質決定了我們要育人，提高語文成績還需要我們育人，我們怎么能只教書不育人呢?
外省市教師經常到我們學校聽課、指導，他們和學生相處，時間長的有的半個月，有的一個月，還有的兩個月，最長的，聽課四個月。
凡是和學生相處時間長的外地教師都發現，我真正用于教書的時間太短了。1991年九、十月間，吉林柳河的老師在我校一個月時間內，我卻外出開會20天。有的老師替我計算說：“你每年要有十分之三的時間開各種會議，十分之三的時間接待外地客人，寫各種稿件、材料，處理信件。十分之二的時間處理學校工作，十分之二的時間用于學生。而在十分之二的用于學生的時間中，你有一多半時間是用于班級管理和學生思想教育的，計算起來，你用于兩個班136名學生的語文教學時間，真還不到你全部工作時間的十分之一。”
這樣機械地劃分時間比例，雖然不盡符合事實，但確實說明我用于語文教學的時間太少了。
許多青年教師都對我說：“魏老師，我們真想像您那樣教語文。”我問：“為什么?”他們說：“您教得多輕松啊!不留作業，也不批改作業。不考試，也就不用刻題，印試卷，不印復習提綱，還不用評卷，再加上不批改作文，這些都是我們很累的工作，您都不做。我們如果也能這樣，當然好了！”
更有許多教師問：“你是靠什么辦法，使各類學生都能積極、主動地學習的?”“我們看到你的學生每天都自覺寫作業，寫日記，他們互相出考試題、互相評卷的時候，都非常認真仔細。你用什么辦法使他們學習這樣自覺呢?”
我回答只有兩個字：“育人。”
我當初從工廠費盡千辛萬苦，拋棄人們羨慕的工作來到學校，根本原因就是想多培育一些正直、善良、勤勞、無私，愿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實事的人。
我1978年當上教師，1979年就在營口地區語文教研會和思想政治教育會議上，分別就自己教書育人的做法和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的做法，向大會做了匯報。
當教師三年多時間，我的文章《培養學生自學能力》1981年便在全國中語會上交流。這以后，寫文章、作報告逐漸多了起來。
對我的文章、報告，人們褒貶不一。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當面教誨、贈書、撰文并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給我以鼓舞；原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同志不僅囑咐我繼續鉆研育人之道，而且親自賦詩、作文，給我以充分的肯定；時任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的張健教授風塵仆仆，親臨我校訪問學生、教師、家長，長時間座談后，發表長篇講話，以后又親自撰文，充分肯定我教書育人的經驗。
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鐵映同志，兩次見面都勉勵我在教書育人方面探索出新途徑，以后還讓省教委的領導告訴我要進行系統的總結。時任國家教委的副主任何東昌、柳斌、王明達親臨我校視察，做了多方面具體指導。指導得最多的，還是讓我在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下工夫。現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濟親臨盤錦的幼兒園、小學、中學視察指導，對我們的教育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省、市領導對我的鼓勵、指導更是難以盡數了。他們都談到：教書育人是一個大題目，要深入實踐，繼續總結。
當然，我也聽別人向我轉述過某位專家的意見：“魏書生教書實際沒什么新東西，沒什么經驗，他只不過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一套辦法，比別人多下了點工夫!”
顯然，專家、領導鼓勵我，主要不在于我是經師，而在于我是人師，在于我始終注重教書育人。
有的專家承認，我育人下了工夫，我覺得很受鼓舞。至于我語文教學方法是不是新東西，無關緊要。我總想，抓住了育人這一關鍵，再去教語文，新辦法、舊辦法，土辦法、洋辦法，都能改造成好辦法。
為什么我到學校來?目的是為了育人。為什么我在教書的同時始終注意育人?答案如下：
1.首先是個人心理上的需要
我在人生的路上，遇到過許許多多正直、無私、善良、真誠的好人，和他們在一起，我享受到真正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在他們面前，我覺得名譽、地位、財產都極其平淡。“士為知己者死”，為了這些好人——盡管有的好人并沒有一起共事，但為了共同的事業，我常覺得，獻出自己的一切也心甘情愿。在他們面前，自己常覺心中有一股浩然正氣在升騰。我常想，世界上要盡是這些好人，人生該多么幸福，愉快。可惜，我確實遇到過壞人，和這類人打交道時自己心中那些陰暗自私、邪惡的念頭常常爬出來，盡管讓這些東西爬出來，自己后悔，心里也痛苦，但它們還是爬了出來，似乎不出來便不能以毒攻毒。于是我常想，這個世界都是好人就好了，都是周總理、雷鋒，共產主義就能很快實現了。我知道這是幻想，但我愿為了這個幻想早日實現而努力。
我覺得如果我能為這個世界多教育出一個好人。或者能讓矛盾的人多一點真善美的品質，那就是一種貢獻，一種幸福，也算是不枉此生。如果讓國家少一個壞人，或讓某人的思想少一點假惡丑的成分，同樣也是一種幸福，一種貢獻。產生這種心理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時成年人都不得不月月講，天天講那個階級斗爭的綱，不得不繃緊那根階級斗爭的弦。我感到從成年人教育起太難了，最好的選擇是從孩子們做起，自然最合適的職業是教師了。
這動機，這心理欲望，驅使著我為申請做教師而努力了6年，又驅使著我在教師的崗位上為人心的真善美而努力了30年，我甘愿做這欲望的奴隸，在退休之前還須努力，退休之后，我想為了這欲望努力仍將是我最大的樂趣。
2.是學生切身利益的需要
什么人才能獲得真正的人生幸福?是那些正直、善良、真誠、無私的人，是那些樹立了無產階級人生觀世界觀的人。人如果樹立了這樣的世界觀，那么任何挫折、打擊、不幸，地位、金錢、名譽的喪失都能夠泰然處之，歷九死而不悔，經磨難而無愧，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許多多革命先烈都是這樣獲得了真正人生幸福，獲得了精神解放的人。反過來，如果一個人心腸很壞，那么不論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不論他有多少財富，不論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還免不了在邪惡的精神牢獄中受煎熬，或恐懼，或煩躁，或悲悲戚戚，或自哀自憐。甚至有的痛不欲生，精神分裂，上吊跳河。
更多的還是我們這樣的普通人，腦子里有雷鋒的人生觀，同時也有某些壞念頭，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沒有雷鋒好，當然也不像壞人那樣壞。兩種人生觀常在我們腦子里打仗，真善美一方戰勝時，我們感受到做人的幸福與自豪；雙方爭執不下時，我們感受到做人的矛盾與艱難；假惡丑一方戰勝，做了壞事時，我們又常感受到自責不安，慚愧與痛苦。
成人如此，學生亦然。顯然學生只有更多一些無產階級人生觀，才能更多一點人生幸福。比較堅定地樹立了勞動階級的人生觀，那他無論將來做什么工作，經受多少磨難，他都能夠正確對待，始終開朗樂觀，問心無愧，幸福坦然。
教師不可能給學生地位、名譽、職業和金錢，但確實可以給學生比這些更寶貴的東西——無產階級人生觀。這才是最符合學生切身利益的財富，這才是學生一輩子都需要的最可寶貴的財產。
3.是人民的需要
我們常聽到家長和社會各行各業的人們評論我們的學生，談到他們的身體，談到他們的學習，但人們談得更多的，還是他們的品德。家長、鄰里、社會各界贊揚喜歡的那些學生首先是品德好的學生。人們不喜歡那些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他人死活的學習尖子。豈止是不喜歡，簡直有點厭惡與痛恨。不僅社會上的人們痛恨、鄙視那類極端自私、損人利己的學習尖子，在同學中他們不也同樣被鄙視、被厭惡嗎?
反過來，也有的學生學習成績并不好，沒能升學，但他當工人以后對別人真心誠意，對工作勤勤懇懇，像雷鋒那樣給別人帶來歡樂，他同樣受到人民的尊重與贊揚。
既然人民群眾都喜歡、贊揚品德好的學生，都愿意和品德好的人為鄰、共事，我們為什么不努力多培育出一些品德好的學生呢?既然人民群眾都厭惡那些損人利己的人，都不愿意和他們比鄰，不愿意和他們在一個單位，我們為什么不盡自己最大的可能，使學校少出一些這樣的學生呢?
4.國家利益的需要
只有愛父母、愛同學的人，才可能愛集體。只有愛集體、愛人民的人，才可能愛國家。如果一個人品德不好，視周圍的人為階級敵人，那他無論怎么高呼愛國口號，也一定是在騙人。
國家有更多的人愛，她才有可能繁榮昌盛，有更多的人為她盡忠出力，她才有更強大的力量保衛更多的人。
一個國家，品德高尚的人越多，人民群眾便越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便越穩定安寧，生產工作效率便越高。設想一下，我們國家各行各業的人如果都能像雷鋒、馬寅初、蔣筑英、王進喜、孟泰那樣，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能顯示出數倍于私有制的優越性。遺憾的是我們具備這樣品德素質的人還不夠多，而且許多好人不得不消耗許多精力，去抵御那些心術不正的人。
反過來，壞人給國家帶來數不清的麻煩：他們千方百計挖國家的墻腳，貪污腐化，敗壞風氣，阻礙生產，破壞改革，國家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各種機構來懲治這些人。有他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便很難發揮出優越性，改革便很難順利進行。
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取得的成績并沒有達到中華民族所應達到的水平，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是我們國民素質低，而國民素質中，全體有愛國心的人都強烈感覺到：最使人憂慮的還是全民族的品德素質。
既然國家需要品德素質高的人才，我們當教師的怎么能不把育人作為分內的大事呢?
5.黨的利益的需要
共產黨沒有任何私利可圖。許多具備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許多置個人利益于不顧，愿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奮斗終生的人，許多愿為國家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志士仁人，深感個人的力量的單薄，于是有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依靠黨的組織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前仆后繼進行了卓絕的斗爭。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的精神永遠鼓舞著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為人人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早日實現而英勇斗爭，而繼續做實實在在的工作。
有的黨員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蛻化變質，有些心術不正、損人利己的人也千方百計鉆進黨內來撈取好處。這些本來是黨的革命對象的人存在于黨內，自然減弱了黨的戰斗力，降低了黨的威信，阻礙了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每一位真正關心黨的人都應為清除這些腐敗分子做出努力。
另一方面，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今天的學生有許多將會成為明天的共產黨員。如果我們培養出更多的公而忘私、真誠善良、實事求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學生，那么我們的黨就能多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黨員教師就是為維護自己組織的利益盡了責任，非黨員教師也是為國家民族利益做了貢獻。
6.語文學科性質的需要
語文是工具學科，既然是工具學科就必然要為某種目的服務。是學習的工具，便為學習服務；是工作的工具，便為工作服務；是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的工具，便為認識自己改造自己服務；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便為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服務。
掌握工具不是目的，利用語文這一工具才是目的。不同的人利用這一工具做著不同的事，來達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學習的工具，有人用讀寫能力讀偉人傳記、先進理論；有人用讀寫能力讀黃色書刊、反動論點。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講話勸人具備真善美的品質，寫文章宣傳周總理、雷鋒的精神，激勵別人為人民為祖國作出貢獻；有人說話慫恿人作惡，寫文章宣傳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引誘人們為了個人私欲不顧別人死活。
顯然只教會學生語文知識不夠，只教會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也不行。沒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術不正，有人認為更可怕。我覺得，至少是同沒文化一樣可怕。
7.提高語文成績的需要
過去我們學校有的語文教師上課，教室里較亂，有的學生睡覺，有的在下面玩東西，他沒辦法了，便去找班主任，班主任找不到便來找我。
“你上不了語文課，為什么找班主任，找校長呢?”
“我本來沒想找校長，只是想請班主任來給學生做做思想工作，幫我維持下紀律。班主任沒找著，教室又沒法上課，實在沒辦法，就到這兒來了。”
我認為，這件事至少說明三個問題：第一，普通中學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升學，認為升學無望的學生，自然覺得無需讀書。第二，教師們都懂得，想讓升學無望的學生也認真讀書，就得做思想工作，增強他們學習的責任感、義務感，提高學習興趣，培養他們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這是育人范疇內的工作。第三，由于是育人范疇內的工作，有的科任教師便以為這不是語文教師的事，而是班主任、教導主任、校長的事。
前兩個問題是所有普通中學教師都感覺到的問題。要讓不愿學習的學生也能忠實于自己，認真學習，就得育人，就得做思想工作。重點中學這個問題為什么不突出?因為經過選拔的學生，都是成績好、基礎好的學生，都有較大的升學希望，雖然他們的學習動機不同，但都有比較強烈的學習動力，如果只就提高語文成績而言，那么不做思想工作也可以。
第三個問題，以為思想工作是班主任、教導主任、校長的事就不對了。我跟那位教師說：“且不說育人是人民、國家、黨賦予我們的任務，咱們從最狹隘的角度，為提高你的語文學科平均分而言，你把育人的責任推給班主任也是不利的。首先，你這么一推，就等于在學生中宣布了自己的無能為力，威信的降低，會使你講知識的效果也隨著降低。其次，你疏遠了和學生的感情。中學生的普遍心理，也和我們成人一樣，不愿意將兩方面的矛盾交第三方去裁決，特別是交給上級去裁決。裁決意味著雙方感情的破裂，協商氣氛的喪失。這種感情的破裂和協商氣氛的喪失是今后很長時間都難以挽回的，它將降低教學效率。第三，你失去了使自己增長能力的機會，把這機會拱手讓給了別人，別人能力增長了，你還在原地踏步，下次怎么辦?將來怎么辦?還去找別人嗎?我們的話談到這，你還讓不讓我替你去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呢?”
他笑了，自己回到課堂想辦法去了。
其實許多教師也悟出了這樣的道理，那些教語文成績高的教師，實際上都很善于做學生的思想工作，都很善于突出育人，即使僅為了提高語文成績，我們也必須育人，育人是語文教師分內的事。
我個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學生切身利益需要我們育人，人民需要我們育人，國家利益需要我們育人，黨的利益需要我們育人，語文學科性質決定了我們要育人，提高語文成績還需要我們育人，我們怎么能只教書不育人呢?
位訪客